作者：外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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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游记

山西之旅：历史、文化与生态的交响曲(2025-5）

我们从襄阳北上，途经丹江口到达洛阳，随后继续北上进入山西。最初计划前往晋城，但途中了解到黄河壶口瀑布值得一游，便临时调整行程，前往临汾。先是参观了气势磅礴的壶口瀑布，随后游览了临汾博物馆，感受历史的厚重。接着，我们继续北上，抵达平遥古镇，漫步在古老的街巷中，感受千年不变的时光印迹。从平遥到太原，再从太原前往台山，最后到达大同。大同周边景点众多，如云冈石窟、土林以及应县木塔，每一处都令人叹为观止。

山西的富饶与贫穷：土地与历史的双重叙事

在旅途中，我深刻感受到山西这片土地的矛盾与复杂。一方面，山西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地下储藏着丰富的煤炭，历史上也曾是极为富庶之地。尤其在山西南部，作为黄河流域的重要区域，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人类迁徙与定居的便利性，或许是这里成为文明摇篮的重要原因。然而，地图上显示，山西几乎所有的土地都被开垦为农田，过度耕种的现象十分普遍。这种对土地的高强度利用，可能与山西的富裕与贫穷并存有着密切关系。

古建筑的奇迹：气候与文化的交融

山西地上文物众多，据说几乎每个县、每个村都有古庙，庙内的雕塑和木结构建筑精美绝伦。由于山西降雨较少，气候干燥，这些古建筑得以保存至今。尤其是应县木塔，这座高达数十米的纯木结构建筑，已屹立近千年，堪称建筑史上的奇迹。其保存与山西独特的气候条件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现实的对比：贫富差距与社会景象

然而，穿行于山西的街巷时，我们也感受到强烈的反差。农村地区的道路和房屋条件简陋，卫生状况令人堪忧。而一旦进入旅游区，景象立马焕然一新，宽阔的大道、精致的绿化以及花岗岩护栏，展现出与先进县城无异的现代化风貌。这种城乡差距和旅游区与普通社区的对比，凸显了山西明显的贫富分化。或许，这种现象与历史上的阶级分化有相似之处，那些精美的庙宇，可能正是当年富贵人家斥巨资修建的象征。

生态的失衡：从郁郁葱葱到黄土苍茫

从高速公路两侧望去，山西的山坡与美国西部的荒漠景观颇为相似，干燥而贫瘠。如果没有过度砍伐，这片土地或许曾是郁郁葱葱的森林世界。据了解，今年山西的干旱尤为严重，而历史上，山西的生态恶化早已开始。据资料显示，北魏时期，山西的森林覆盖率曾超过50%，但由于农田开垦、木材砍伐用于修建庙宇宫殿，甚至供应北京建设，导致森林大量消失。生态破坏与资源过度开发形成负循环，加速了土地的荒漠化。

大同的辉煌与落寞：北魏艺术的巅峰

旅程的终点是大同。大同博物馆的精美展品令人震撼，尤其是北魏时期的雕像，与我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看到的艺术品带来的惊艳感如出一辙。北魏，作为正统历史中少有的外族政权（除满清外），其皇族起源于东三省大兴安岭的丛林，后迁至大同，并以此为都。在大同作为首都的时期，北魏的艺术成就达到巅峰，雕刻与绘画的精美程度，远超南方城市。我甚至怀疑，这是否与当时从中亚河西走廊迁来的族群有关，尽管缺乏直接证据。元代以后，大同从首都沦为边关，文化中心转为军事要塞，艺术的辉煌逐渐消退，实用性成为主导。

反思：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山西之旅让我深刻体会到这片土地的历史厚重与现实矛盾。壶口瀑布的壮丽、平遥古镇的古朴、应县木塔的奇迹，以及大同北魏艺术的精美，无不展现山西的文化底蕴。然而，生态的恶化、贫富的差距，又让人不禁反思发展与保护的平衡。山西的故事，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叙事，是自然与人文碰撞的交响曲。

 病毒下的一国两制

2003年的香港

不管是应对频频出现的台风，和偶尔出现的生化危机，2003年的SARS以及今年的武汉流感，香港社会的反应都有点“小题大做”，昨天一月22号，在每日公布的武汉肺炎疫情报告中，香港疑似病例最多（118例）排在榜单之上，但直到今天晚上7点半，香港才宣布出现了一例“高度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个案。是什么让香港看起来那么特殊？

香港政府对公共事件的快速反应和提前应对，从另外的角度体现了另外的一国两制的样本。

12月31日，香港报纸就大幅度报道了武汉肺炎的情况，足见医务部门及其他行政机构的高度重视，一月2日，港媒就报道了第一例病例，一月6日，香港的口罩销量直线上升，说明已经引起了市民的高度重视。

此后，香港卫生署开始几乎天天召开发布会跟传媒报告香港疑似病例的进展，定期提醒市民预防注意事项，公布每一例疑似病患信息，开直播新闻会，给医院发详细的指引。

反观武汉政府的情况，中国医学科学研究机构在上报WHO的两周之内，于1月9日找到了病毒2019-nCoV，一天之后，病毒基因系列公布，动作之迅速，在国际上获得好评。但在同期，第一例因新型冠状病毒致死病人出现。出现可疑“人传人”的病例发生在1月14日的一对共同发病夫妻身上。因为一个配偶从来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1月16日，在日本发现的病例也没有去过武汉海鲜市场，但有接触过去过的人。再次敲响人传人的警钟！此时，人传人的迹象虽说不能确定，但是已经呈现。在医学上，为了防患于未然，医院里任何一个血迹和人体分泌物在情况不明下，都应该当做有潜在的感染性。同理，尽管证据不足，但是防微杜渐，在处理上，应该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人传人”，而不是强调不会人传人。这是基本原则，也应该是常识。而15名医务人员被感染，更是人传人的铁证，理应尽早向全社会公开。遗憾的是，有关方面直到1月19日才由84岁的老前辈钟南山院士挂帅调研，钟院士第二天便宣布情况紧急，并宣布病毒会人传人。这一时间差，错过了6天的至关重要的黄金时间。如果钟教授不出面，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在否定人传人。时至今日，15名医务人员是怎么被感染的，为什么不采取防护措施，至今还是个谜，欠一个情况说明。

一月22号，大领导对病毒事件发声以后，感觉整个严厉封锁的舆论开始放开，各地争先恐后报道事件的进展，才引起民众的关注，但是专业人员的调查和真正寻找病毒源头的工作并没有认真开展，香港病毒专家在武汉进行调查，没有得到应该有的支持。

管轶首先谈到的是感受：“我就马上撤离武汉了，这里似乎不欢迎防疫专家，不需要科学家。” 他的武汉之行（1月21日上午到，22日下午2点飞走），目的是做研究，是去寻找新型肺炎源头，以便能够像当年在广东调查SARS病原一样，找到元凶从而遏制肆虐。不料，到达那里后，却发现当地人完全没有风险意识。最可怕的是，病毒的源头都已经被销毁得干干净净！

除了相关机构，百姓们也似乎刚刚睡醒。他说：“就像一个可能受到原子弹攻击的地方，人们却还在打开派对，没有任何战争动员和准备。”他简直想呐喊了：“这里已经成为疫区！我更担心的是好像原子弹爆炸冲击波会使国民损失多么大。”

今天开始，武汉的紧急状态进入更严厉的状态，高铁，机场禁止进入，整个城市已经封锁，说明病毒危机已经十分严重。千万人口的超大城市，怎么应对封锁？如果能够像香港学习十分之一，在疫情开始的初期，不要忙着去抓捕散播真实情况的的人，从大家的生命安全出发，重视预防和隔离，怎么会酿成这样的苦果。

美国大学开了一门课，名字叫“抵制狗屁”

开一门媒体素养/信息素养方面的课程，是我的心愿之一。这件事情已经有一些人在做了，而且有的人还做得非常酷，比如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这门《Calling Bullshit In the Age of Big Data》——课名直译过来大概是“在这个大数据时代，分辨并驳斥狗屁”。

这门课由位于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开设，目前是一个学分，明年计划拓展到3-4个学分。授课老师是生物系的Carl Bergstrom和信息学院的Jevin West。

信息学院的老师讲这门课是很自然的，之所以还有一位生物系的老师参与，是因为这门课中有很大一部分内容关注的是科学中的狗屁，诸如用数据说谎、科学研究中的偏见和谬误等。

什么是“狗屁”

两位老师是这样定义“狗屁”的：

Bullshit involves language, statistical figures, data graphics, and other forms of presentation intended to persuade by impressing and overwhelming a reader or listener, with a blatant disregard for truth and logical coherence.
（狗屁指的是公然罔顾事实和逻辑的语言、统计数据、图表，以及其他呈现方式，它们的目的是让受众留下深刻印象并且让人难以抗拒。）

Calling bullshit is a speech act in which one publicly repudiates something objectionable. The scope of targets is broader than bullshit alone. You can call bullshit on bullshit, but you can also call bullshit on lies, treachery, trickery, or injustice.
（驳斥狗屁指的是公开批驳有问题的东西。驳斥的对象其实比狗屁更广，还可以包括谎言、背叛、诡计和不公。）

在大学课程的名字里面使用“狗屁”这种粗俗的语言，自然是颇为惊世骇俗的。在课程网站的问答部分，两位老师也作出了解释。他们说，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替代词，如果觉得“bullshit”这个词太粗俗的话，就用“bull”吧。不过他们也表示：

But let’s be honest: we like the fact that the term is profane. After all, profane language can have a certain rhetorical force. “I wish to express my reservations about your claim” doesn’t have the same impact as “I call bullshit!”
（实话说，我们看重的就是这个词的粗俗。毕竟，粗俗的语言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我希望对你的说法表达保留意见”远没有“你这就是放狗屁”有影响力。）

这门课的培养目标包括：

  • 对你的信息食谱中出现的狗屁保持警惕；
  • 无论何时何地遇到狗屁，能够识别出来；
  • 能够准确说明为什么一则狗屁是狗屁；
  • 能够在统计学或科学专业的人面前给出对狗屁的技术分析；
  • 能够在迷信的阿姨和不自觉间表露出种族主义的叔叔面前分析狗屁，让他们能听懂，并且有说服力。

两位老师表示：这门课上学到的东西，肯定是你整个大学期间学到的最有用、应用范围最广的能力。

怎样教大家分辨和驳斥狗屁？

当然，在这个粗俗的课名之下，是非常严肃的课程设置。

两位老师在课程网站的教学大纲页面（http://callingbullshit.org/syllabus.html）公布了全部的课程内容和阅读材料。感兴趣的朋友可以仔细阅读。以下我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和分析。

在引言部分，课程使用的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Harry Frankfurt的文章《On Bullshit》。其实他出版了一本书就叫《On Bullshit》。南方朔将其翻译成了中文，在台湾出版的时候用的书名是《放屁！名利雙收的捷徑》，在大陆出版的时候则用了非常保守的译名《论扯淡》。

第2周引入了一些常见的分辨狗屁的方法。第3周介绍的是孕育狗屁的生态系统，比如社交媒体如何促进了狗屁的传播，再比如TED演讲有时候兜售的是高端狗屁。

接下来的几周，课程从统计学和逻辑的角度切入，具体分析了一些狗屁的类型，包括混淆相关性和因果关系、中位数和平均数、“检察官谬误”等。课程还单独辟出一周介绍了数据可视化中常见的误导。

第7周的大数据部分，关注的是在大数据和算法的光鲜外表之下，“垃圾进、垃圾出”的现象，以及对机器学习的滥用、具备误导性的参数等。顺便说一句，这一周的扩展阅读材料正是会员通讯046介绍的《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

其后几周深入科学研究领域，介绍了“发表偏倚（Publication bias）”、“掠夺性发表（Predatory publishing）”等概念，以及学科之内、学科之间互相批评的伦理。

第11周是关于假新闻的。内容包括假新闻的经济驱动、回音室效应、如何进行事实核查等等，都是新闻实验室经常谈到的内容。如果这门课开设在新闻学院，那么这方面的内容足够扩展成整整一门课了。不过因为这门课的重点放在了科学上，所以新闻方面的内容被压缩到了一节课。

最后一周讲的是如何驳斥狗屁。针对不同的受众，需要用到不同的策略。这方面的内容基本上就是传播学中的说服效果研究，如果开设在传播学院同样可以拓展成整整一门课。

课程材料开放使用

这门课在2017年春季学期是第一次开设，它很快引起了网民及媒体的注意。很多人问：你们开这门课，是不是受到川普上台及“后真相时代”的刺激，想做点什么？

两位老师的回答是：并非如此。他们从2015年就开始准备这门课程了。“虽然这门课程今天看起来非常及时，但是我们不会评论当下的美国和世界政治。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可以识别出各个政治派别生产的狗屁，那么每个人都能过得更好。你可能不同意我们关于政府大小，以及美国干预国际事务的看法，没关系。我们只是希望，不管你的政治观点如何，你都可以抵制狗屁。我们相信，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知道如何更好地判断信息，我们就可以作出更好的集体决策。”

在华盛顿大学，这门课极受欢迎。选课开始后，160个名额很快被抢光。两位老师收到了许多来信，以及出版社的出书邀请。

两位老师特别强调：欢迎其他学校的老师使用这些材料，开设课程。只有两个要求：一是注明出处，二是写信告诉他们自己是如何使用这些材料的。

所谓“造谣张张嘴，辟谣跑断腿”，在英文世界里也有类似的说法——Brandolini定律：驳斥狗屁所需要的能量比创造狗屁需要的能量高了几个数量级。不过，两位老师认为：这一定律成立的前提，是人们不善于分辨狗屁。如果这门课可以使得更多人意识到身边大量存在着狗屁，并且学会分辨和驳斥狗屁，那么这条定律或许会发生改变：狗屁将变得越来越难以传播。

这当然是一种乐观主义的估计。也许过于乐观了。不过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不去做，世界只会变得更糟糕。

工作

对大部分人来说，工作是一个谋生的工具，勉强从工作中获得乐趣，其实也同时收获了社交圈子。越是涉世未深得年轻人，可能从社交圈子里获得帮助越大，可能还胜过挣到的薪水。
    罗素是我敬佩的哲学家，他对这个话题的论述很深刻，比如这可能是快乐的源泉，展示雄心壮志的机会，建设过程中的里程碑带来的成就感，当然他没有谈到社交的驱动力，作为一个贵族，他的社交圈子是天然形成的。从互联网的发展可以看出，社交生活对年轻人有多麽重要，对中年人来说，虽然大部分物资资源在他们手中，对社交圈子的拓展已经不太重要，不仅仅是这样，其实整个思想趋于保守也是因为对社会好奇感的减少，满足与自己的经验，追求自己认定的目标，虽然可能也就是穷奢极欲而已。
    罗素也说到，许多人没有从工作中获得乐趣，也许只是被动的干一些别人安排的事，虽然工作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当事人本身没有感觉。每个人的境遇是不一样，每个人的认知也不一样，现代商业社会赞许的职业道德是对这种不快乐的被动解决方式，但是客观的办法总是无法解决主观的态度，要在自感无趣的工作中找到快乐，还是要从自己的内心认知开始。我看到过很多保安大叔，超市大妈都有快乐的工作笑容。怎么才能快乐的工作，我想除了不错的薪水，流动性的自由和主观的认识都很重要，光是谈职业道德是不够的。
纪伯伦说：生活是黑暗的，除非有了渴望。一份好的快乐的工作应该是自己渴望的，渴望磨练自己的技能，成就感，还有把生活和工作看成一个整体，自洽的存在，不要割裂各样的行为，这才是理想的工作，我还认为，其实在不同年代，工作技能不是稳定不变的，你该如何转移技巧帮助你磨练不同的技能，而不是等待技能的过时和变得无价值，使自己增值，也是生活和工作整体自洽的重要部分。

基督教和佛教（转）

 哈哈，今儿难得有点儿冲动想写东西了，讨论个高深点儿的话题吧。

到了这里以后，因为基督教是主流宗教的缘故，也因为很多人把教会活动当成一个新移民难得的社交平台，我难免总是接触到。看着不少朋友在其中获得了平静，自己一直很奇怪，为什么会抵触这种宗教。佛教与我也是完全不能影响我的，可是却不会这么抵触，只是当他如一草一木，无关于己的事物一般存在。有机会的时候，都会跟信基督的以及信佛的朋友交流，总也不得其解。今天突然有点儿小心得了，且放在这儿，以后真通了大智慧时，再看对不对吧，哈哈。

基督教和佛教的发展历史中有个重大的区别，就是政教合一。基督教与政权从来都是密不可分，他一直都被作为巩固政权或者颠覆政权的一个工具。就算到了现代社会，即使与政权已经没有那么密切的关系了，其宗教内部的管理机制也有很明显的统治色彩，既能高度集中，又非常利于跨区域的传播。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说，就像传销一样，既能保证明确的高层领导地位，又使基层拥有经久不衰的活力。也许用传销来比喻不恰当，但是他的管理体系的确很有效也很有活力。看到了他统治的本质，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上帝对异教徒如此的残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故事在圣经故事里经常发生。基督教的授业方式，也可以称为简单粗暴。基本就是要求信众全身心的跟随主的教导和指引，明白自然最好，不明白照做也很好。这点是一个教徒告诉我的。

其实佛教对于初级信众来说，和基督教差不多。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只是执着的在念经、吃斋、拜佛甚。也是明白自然最好，不明白照做也很好的逻辑。但是佛教很早就与政权脱离，根骨里也是东方文化中讲究修身养性的基调，所以佛教的高僧修为到一定程度是会让人觉得有大智慧的人，而基督教，修为的高低却是反应在教会地位高低差别上。很多不畏艰险，四处传教的基督徒应该说是有大慈悲之心的，所以亲近他们的人能分享到他们的平静。但他们并没有什么大智慧，所以基督教里没有类似高僧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不过智慧这个东西太玄妙了，只可心领神会。谁都不能确定理解的就是100%听到的，说出去的被100%理解。所以佛教有了各种门派，各种不同的经；所以供奉不同的神；所以佛教一直没有像基督教那样，那么有效率的传播；所以被基督教诟病为偶像崇拜。

写了这么多，其实就是因为突然想起来前几日看到的基督教诟病佛教的帖子，心里又老惦记着只看了一半的南怀瑾的“金刚经说了什么”（估计隔了得有半年多了，哈哈），替佛教有些不平罢了。其实在普罗大众的生活中，这两种宗教都是起着引人向善，规范行为的作用。佛教的包容性是几大主要宗教之首，从这点来说，有点儿不齿基督教总是攻击佛教的做法。当然，我不否定他证明作用。我只是觉得但凡是没有反社会人格的宗教，只要个人能从中获得心理平衡，都无可厚非。生活是需要智慧的，无论是被教导所得，亦或自己体会所得，真正的平静都需要自己正确的化解，神只是一个助你化解的工具而已。

PS：那个攻击佛教的帖子大致的意思是说，佛教国家都是落后国家，基督教都是发达国家，所以基督教比佛教好。哎，基督教的逻辑就是这么简单粗暴。基督教作为统治工具，的确对政权的发展有正面的作用，可是真心不能拿来证明什么宗教的优劣。那还可以说，基督教国家都喜欢侵略他国，喜欢战争呢。这又该怎么解释啊。

RISC-V维基网页翻译


简介：

RISC-V（发音为“risk-five”）是基于已建立的简化指令集计算（RISC）原则的开放式指令集架构（ISA）。

与其他大多数ISA相比，RISC-V ISA可以任意使用，允许任何人设计，制造和销售RISC-V芯片和软件。虽然不是第一个开放式ISA，但它是重要的，因为它被设计为在现有的计算机设备中（如云规模计算机，高端手机和最小的嵌入式系统）中都可以使用同一种架构。这样的使用需要设计者考虑性能和功率效率的平衡。该指令集还具有大量支持软件。


该项目由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于2010年发起，但许多贡献者是志愿者和与该大学无关的行业工作者。

RISC-V ISA已经设计了小型，快速和低功耗的芯片实现，但对于特定的应用，比如高性能和极低功耗，还需要进行扩展的设计，框架设计本身已经考虑可以进行可扩展设计。。

意义：

RISC-V作者旨在根据BSD许可证（开源许可证有还有几种，BSD是其中一种），免费提供几种CPU芯片设计。这些许可证允许基于RISC-V的芯片设计和衍生作品可以是公开的和免费的，也可以是封闭和专有的。


相比之下，像ARM控股和MIPS Technologies这样的商业芯片供应商，就使用他们的专利收取了大量许可证费用。在发布描述其设计优点和指导书的文件之前，他们还需要签订保密协议。许多先进的设计是完全专有的，甚至从来没有描述给客户。这样的商业安全性干扰了合法的对处理器的研究，包括公共教育使用，安全审计，以及开发公共，低成本的免费和开源软件编译器和操作系统。

开发CPU需要几种专业的设计专长：电子逻辑，编译器和操作系统。在专业工程团队之外凑齐这些是很难的。结果是，现代高质量的通用计算机指令集最近没有被广泛使用，甚至没有被解释，除了学术环境。因此，许多RISC-V贡献者将为统一的社区努力。

历史：

“RISC”的术语从1980年开始。在此之前，有一些理论认为更简单的计算机可以是更有效的，但设计原则没有被广泛描述。简单有效的电脑一直是学术界的兴趣。

学者们在1990年创建了第一版“计算机体系结构：定量方法”的RISC指令集DLX。David Patterson是作者，后来协助了RISC-V。但DLX是教育用途。学者和业余爱好者使用现场可编程门阵列来实现它，但并不有商业上的成功。

ARM CPU，版本2及更早版本，具有公共领域的指令集，并且仍然受到流行的免费软件编译器GCC的支持。这有助于促进ARM架构的接受。这个ISA存在三个开源核心，但是它们没有被实际制造出来。

OpenRISC是基于DLX的开源ISA，具有相关的RISC设计。它完全支持GCC和Linux实现。然而，它几乎没有商业实现。

基础：

伯克利分校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的Krste Asanovic发现了许多用于开源计算机系统的用途。2010年，他决定在夏季的“短短三个月的项目”中开发和发布。这个计划是帮助学术和工业用户。[8]伯克利大卫·帕特森也协助努力。 Patterson最初确定了Berkeley RISC的属性[9]，RISC-V是他长期合作的RISC研究项目之一。早期资金来自DARPA。[3]

设计人员声称，指令集是计算机的主界面，因为它位于硬件和软件之间。如果一个好的指令集是开放的，可供所有人使用，它应该通过允许更多的软件重用来大大降低软件的成本。它还应该增加硬件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谁可以使用更多的资源进行设计，而不需要软件支持。


设计师们声称新的原则在指令集设计中变得越来越少，因为过去四十年来最成功的设计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些失败的大多数失败了，因为他们的赞助公司在商业上失败，而不是因为指导书在技术上很差。所以，一个设计良好的开放式指令集，使用既定的原则，应该吸引许多厂商的长期支持。[8]

大多数以前的ISA，使用开源协议用GPL（开源协议的另外一种，要求进行的更改也要全部开源），强制用户打开他们的芯片实现来展示给他人，即使是竞争关系的对手。这对开发者而言是非常无利可图的。因此，最广泛使用的ISA需要合法允许专有设计的许可证。例如，它可以使用伯克利许可证（BSD）。

—-以下是机器翻译
不同于仅为了简化展示而优化的其他学术设计，设计人员声称RISC-V指令集适用于实际的计算机。据说具有增加计算机速度，降低成本和功耗的功能。这些包括加载存储设计，用于简化CPU中的多路复用器的位模式，简化的基于标准的浮点，架构上中性的设计，并将最重要的位置于固定位置以加速符号扩展。据说扩展名通常在关键的时序路径上。[3]

设计人员声称，与一些类似的商用CPU相比，RISC-V CPU可以实现更高的速度，更小，更低功耗和更低成本的电子产品。[2]

该指令集专为广泛的用途而设计。它支持三个字宽，32,64和128位，以及各种子集。每个子集的定义对于三个字宽略有不同。这些子集支持小型嵌入式系统，个人计算机，带有矢量处理器的超级计算机以及仓库级机架式并行计算机。

指令集是可变宽度和可扩展的，因此可以始终添加更多的编码位。保留了128位扩展版ISA的空间，因为60年的行业经验表明，指令集设计中最不可恢复的错误是缺乏内存地址空间。 128位ISA仍然（在2016年）故意未定义，因为实际经验很少，但是还有这么大的内存系统。[3]

然而，RISC-V也支持设计师的学术用途。整数子集的简单性允许基本的学生练习。整数子集是一个简单的ISA启用软件来控制研究机器。可变长度ISA允许学生练习和研究的扩展。[3]分离的特权指令集允许对操作系统支持进行研究，而无需重新设计编译器。[12]RISC-V的开放知识产权意味着其设计可以发布，重用和修改。[3]

新指令集的一个常见问题是缺乏CPU设计和软件。
RISC-V网站具有用于用户模式指令的规范，以及用于支持操作系统的通用特权指令集的初步规范。[13]
还有七个开源CPU设计，64位伯克利无订购机（BOOM），[14] 64位火箭，[15]和五个32位Sodor CPU。[16]三级Sodor CPU似乎适合于小型嵌入式CPU。火箭可以适用于紧凑，低功耗的中间计算机，如个人设备。 BOOM利用了为火箭创造的大部分基础设施，可用于个人，超级计算机和仓库规模的计算机。
设计软件包括一个设计编译器Chisel [17]，可以将Verilog的设计减少到设备中。该网站包括用于测试核心实现的验证数据。
可用的RISC-V软件工具包括GNU编译器集合（GCC）工具链（GDB，调试器），LLVM工具链，模拟器（Spike）和标准模拟器QEMU。

对于GNU / Linux，FreeBSD和NetBSD，存在操作系统支持，但截至2016年11月10日，管理员模式指令是不标准的[12]，因此这种支持是临时性的。 RISC-V架构的初步FreeBSD端口在2016年2月上市，并将在FreeBSD 11.0中上市。[18] [19] Fedora的端口正在进行中，大多数标准磁盘映像的实用程序都已经完成。[20]有一个U-Boot端口。[21]还有一个模拟器，可以在使用JavaScript的Web浏览器上运行RISC-V Linux系统。